2020年9月30日，教育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的出台旨在健全博物馆与中小学校的合作机制，促进博物馆资源与教育体系的深度融合。“教育”的内涵指的是人类有意识地传递经验、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博物馆教育”所揭示的则是教育概念的一部分外延，即这一概念的适用范畴。它将“教育”的本质视作衡量标准，在博物馆场域中寻求与之相应的对象。

因此，“博物馆教育”中的“教育”是一种相对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而言的非正式教育，即在博物馆语境中提供教育体验。博物馆作为特定的历史文化场所，扮演的角色通常是社会教育的特定机构和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遗憾的是，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将博物馆视作服务于教育的形式而非当作教育方法本身。

本文通过阐释“作为教育方法的博物馆”的理论意义，从空间、物件和记忆三个叙事层面分析博物馆的教育叙事，进一步勾勒博物馆教育的未来图景，为当代教育提供新的实践方式。

当一种具有专门学科属性的研究视角或范式出现时，它既能为本学科提供合理的研究基础，又能帮助其他学科更好地认知各自的研究对象及其路径。当前，教育研究者在进行关于博物馆方面的研究探索和发展自身独特方法的同时，也在形塑着“作为教育方法的博物馆”的教育学观念。

把博物馆理解为一种教育方法，意味着博物馆教育具有一定的学科立场和相应的理解范式。它摆脱了作为机构的传统形式的束缚，以新的姿态参与到当代教育的文化图景中。教育研究者需要理解并阐释的是：博物馆教育的研究应当如何从多元的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

“作为教育方法的博物馆”有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是指形而下的方法技术层面，即将博物馆视作一种教育方法，从多元的角度理解教育；其二是指形而上的思想层面，即作为方法的博物馆不仅是在方法论层面将博物馆消解于内部，而且是超越博物馆本身并获得更多的“解释为教育、理解为教育”的可能性。

传统教育的知识立场只是将博物馆视作方法的第一层次，而更重要的却是第二层次，即将博物馆理解为教育方法。不同于以“分数”“升学”“竞争”为代名词的应试教育，博物馆教育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博物馆教育的研究者，既要秉持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时代观照，又要以自身为参照系“论证”自身的独特性。

“博物馆教育”概念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它就有了自身的理解方式，只有当它不再停留于“课程开发”或“馆校合作”，并可以作为一种教育方法为其他研究提供借鉴时，“作为教育方法的博物馆”才能真正服务于学科进步。

理想的博物馆教育方面的研究，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或采取何种研究取向，都不会将最终目的设定在博物馆本身，而是以博物馆为教育方法。这绝不意味着要舍弃博物馆这一研究对象，而是在将它视作教育方法的过程中实现超越。

在教育研究者看来，“作为教育方法的博物馆”意味着将博物馆视作独特的教育空间，既区别于公共空间的社会教育，也不同于学校空间的制度教育；也意味着社会教育或学校教育只是多元化教育形式的一种组成要素，而并非教育的全部。

由此，博物馆教育获得了一种与不同教育形式平等对话的可能性，其独特的教育位置也获得了认可。以博物馆为教育方法，是用一种比较的、相对的学术眼光看待博物馆教育及其研究，并通过博物馆教育进一步扩充教育者对其他教育形式的认知，创造出多元化的、多层次的教育图景。

这种方法是超越学科结构或文本知识的，主张立足于博物馆或者说回到博物馆自身，以其独特的“场馆经验”为不同受教育群体提供可供借鉴的视角。简言之，以博物馆为教育方法，实现对观者的历史教化与知识建构，是当代博物馆建设需要重点考虑的基本功能。

无论是按照社会教育或学校教育的学理方式阐释博物馆的教育叙事，还是进入它们的思想体系内部进行文化书写，都无法与博物馆教育的核心要义相遇。当“作为教育方法的博物馆”进入教育学的学科视野，它以怎样的教育状态和叙事方式阐明自身，或者说如何面对日常的教育经验和运作形式，成为博物馆教育需要关注的叙事主题。

当前，跨学科、跨媒介的叙事研究愈发占据了重要的教育话语资源。博物馆作为文化的活动场所，成为不同叙事形式的策源地。它的基本构成基础是空间与展品，前者代表了展示藏品的物质场所，后者则是镌刻着历史符号的文化物件。空间与展品的互动将人类的情感记忆传递给观者，是再现也是创造。从空间叙事、物件叙事和记忆叙事三个方面理解博物馆的教育叙事，有助于阐释博物馆如何成为教育方法。

博物馆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公共空间，它的建筑学意义是当代的，但它所容纳的物件却是历史的。博物馆的空间意义是由空间叙事所塑造的物件集合体，其内部语义和外部边界都由物件决定。博物馆空间并不只是一个展示容器，而是一个流淌着感官体验的叙事场域。

因此，博物馆的空间叙事通过重构空间的编码结构并赋予其叙事性的文化意蕴得以实现。数字网络重新书写了博物馆的空间叙事，观者的感官体验与知识条件也在媒介变革中被重构。

换言之，作为教育方法的博物馆，不仅是一种形态的教育呈现方式，教育方法本身蜕变成教育活动本身。在虚拟仿真时代，博物馆的空间呈现及其叙事方式进一步延展，为观者提供了多线性的感官认知。在媒介物质史的不断演进中，博物馆似乎总是以不同的教育形式保持着在场的身份，从未缺席。

在物质空间中，知识与身体的关系成为博物馆教育的重要主题。这既是知识符码的空间流动，也是空间治理术与身体的互动。它指向的是知识与人的组织形式：观者接受了物质空间的秩序规约，身体走向启蒙的同时也成为规训的对象。

如果说博物馆实体空间的教育活动是一种“沉默叙事”，那么数字空间的教育叙事则是虚拟现实、三维图像和互动娱乐等技术共谋的产物。当人类日常生活进入媒介化时代，借助数字和云端技术开展博物馆教育成为新的时代征候。数字博物馆搭建了一种符号化的媒介景观，而这恰恰也是教育的生成场域。这并不仅仅是现实的补充，而是拓展并创新了现实，丰富了博物馆教育叙事的数字图景。

在博物馆的展览叙事中，不仅需要关注展品本身蕴含的文化信息和历史故事，更要关注历史意义之外的社会建构。通过联系物件的历史语境，为物件建构具有生成意义的社会语境。

物件的陈列方式是关于历史的当代建构，这是博物馆通过物件所表现的独特的历史叙事学。物件原有的存在形式、陈列方式和组成结构在展览中被重新秩序化、重新看见和重新解读，即物件的历史意义在策展过程中具备了社会学意义。这意味着博物馆展览营造了不同于历史叙事的时空逻辑，将能指层面的历史时间与所指层面的社会时间相结合，赋予观者物件本身之外的情节和意义。

在策展过程中，历史物件在被挑选并呈现为展品的瞬间便被赋予了社会价值，是一种被重构的“真实”。过去那些隐于物件背后的话语、情节和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意义，新的叙事也得以生成。

博物馆的物件叙事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物件具有教育功能，而是作为复数的物件的整体及其结构方式具有教育意义。这种教育意义显化于特定时空中的人与物的互动，不仅涉及了学科知识和文化传统，更指向了人的觉醒和理性启蒙。

因此，“作为教育方法的博物馆”才具备了物质文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博物馆叙事的物件教化在具体操作层面建构了学科分工精细化的知识体系，而更有趣的往往是那些关于“人”的知识。在博物馆的叙事结构中，物件的教育功能在于引导进入场所的观者发现“人”的进化史，即物件蕴含了一种“人”的尺度。它赋予了观者具有主体性的观看位置，使得他们去感知和理解“人”的存在方式与进化历史。

因此，现代博物馆的教育定位不再是简单地满足人类对稀有物件的好奇心，而在于迎合并阐释“如何认识人”的现代知识与观念的基本范式。

在博物馆的教育语境中，空间与时间是一对相互纠缠的基本概念。如果说空间是一种“表现”，是历史实物的编码结构，那么时间则是一种“解释”，是历史记忆的教育叙事。而藏品的符号化以及藏品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昭示了两个永恒的叙事主题——情感和记忆。

这既是对日常记忆中遗忘过去的抵抗，也是对历史情感的自我再生产。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将外部造型与内部陈列有机融合，时空形态也彰显了历史符号的文化意义。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在于保存和再现人类的文化记忆，承载着传统的文明因子和鲜活的情感符码。

博物馆在藏品选择或展览设计时，必须考虑其与人类演进、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等元素的关联度。这不仅具备了特定的文化象征意义，更暗藏了仪式化的历史观念再生产。无论是实体博物馆的物质空间还是数字博物馆的虚拟空间，带给观者的都是流动的、共同的群体记忆和身份认同。

正是由于博物馆具备一种记忆叙事的文化功能，是展现人类文明、记忆与情感的重要一环，所以往往被纳入学校教育的课程规划当中。通过情景再现的移情方式，博物馆将观者带进了文化记忆的叙事空间。博物馆的记忆叙事方式不同于私人记忆的符号书写，更多的是转化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这种集体记忆暗含着不同的社会标志和文化符号，个体得以感受群体的共同记忆而非集体主义的客观精神。个人生活史的自我记忆是与博物馆叙事相互关联的一部分，镶嵌在社会群体的文化故事中，这种记忆叙事的内在逻辑是在历史流变的“宏大叙述”中关注个体和群体的“经验叙述”。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就在于借助“多元—片段”的叙事呈现方式，唤醒并塑造个体的文化记忆和历史情感。

博物馆的展品是历史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产物。过去，它们也许只是人类日常生活的用品；进入博物馆以后，它们被赋予了衍生价值。博物馆展品的符号价值是历史性的，而博物馆本身的策展方式与空间叙事结构则具有当代性。博物馆的教育叙事往往呈现了“文化采集”的过程，承载着采集者或叙事者的跨学科的历史文化意蕴。物件是展览的核心，当它嵌入博物馆的叙事语境中便拥有了特殊的魔力。这是由物态文化所决定的，映射出“知识”“意义”“文化”“实践”等学科母题。这些具有母题性质的关键概念对博物馆教育的未来图景提出了时代要求，而“作为教育方法的博物馆”则意味着传统博物馆的自我重置，是意义生成、开放互动和文化实践的多视角统一。

传统的博物馆展览叙事的稳定性和公共性是由一定的权力机制所保证的。博物馆馆长、策展人和相关行业专家共同组成了具有“全知视角”的精英群体，以“元叙事”的方式建构了展品体系及其知识话语结构。在博物馆的宏大叙事结构中，所有的知识都被纳入理性主义、绝对逻辑和论证严密的文化框架中。

由此，一种充满符号秩序的知识体系就在博物馆叙事中形成了。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这种博物馆展览范式确实向观者传递了一系列科学的、艺术的、历史的和文化的知识，但与此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知识体系固化的风险。这就要求博物馆的教育工作者突破传统博物馆对知识的垄断、信息的封闭与权威的推崇，将博物馆教育引向具有意义生成性的未来路径。

在当代，传统的知识系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和批判，绝对真理式的标准知识不再为大多数人所追捧。同样的，博物馆教育的发展也需要进入一种自由开放的状态。它能够为观者提供生动的、差异化的经验，而这是传统学校教育无法提供的。理想的博物馆教育需要转变对待意义阐释与知识生产的态度，即从对绝对真理的信仰转向对多元价值的尊重。这种尊重既体现在承认知识阐释的相对性、不确定性和多义性，也体现在打破真理权威对知识生产的藩篱与桎梏。

事实上，当代博物馆的基本功能悄然发生了转变，即由对历史文化的保护转向了满足当下社会需要的新文化生产。因此，博物馆的空间、展品、观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被重新定义，教育活动的场域、客体和主体都衍生了全新的意义。

在传统的博物馆中，策展团队通常由专业人士和文化精英共同组成。包括展品的选择、空间的分配和风格的设计等都是“预设的”，观众并没有参与到展览的生成过程。“观”是指用眼睛看，“众”是指展览内容的受众。普通观众无法进入博物馆意义建构的叙事体系，他们更多地是接受和分享博物馆的观念输出，几乎没有进行深层互动与对话的权利。

博物馆空间的权力技术规定了展品的可见性，秩序的封闭性与系统性也规定了观者的观看方式，从而限制了他们与空间、展品和记忆的互动关系。“看与被看”的视觉结构是一种静止不动的状态，指向了单向度的知识生产和审美旨趣。

当前，“文化多元化”“知识民主化”“观念开放化”已经成为博物馆建设的重要趋势。这对博物馆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普通观者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真实感受视作叙事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丰富博物馆作为教育方法的现实意蕴。

教育者需要秉持一种开放互动性的教育思维，关注不同群体（特别是普通群体）的教育经验。

一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将观者的个人特征融入博物馆教育活动，将他们视作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

另一方面，博物馆教育需要从不同路径建立与社会现实的关联，丰富教育活动的核心内涵和具体形式。

在当代博物馆文化语境中，博物馆教育呈现出从“文化叙事”走向“文化实践”的动态特征。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将博物馆的三要素——物件、空间和观者——重新组织出具有新意义的文化视角。

在物件方面，博物馆叙事重新命名了它们的意义或形式，日常物件都成为“文化实践之物”；在空间方面，文化叙事的场所与社会实践的空间相互交融，具备了文化实践的符号内涵；在观者方面，他们以参与者的身份与叙事者共同讲述新的故事、经历新的事件，都可以被视作文化实践的真实文本。物件、空间和观者之间的互动意味着博物馆文化具有了社会实践的意义，公众参与进一步走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而博物馆的教育叙事也成为社会实践的方式。

过去专门化的博物馆“邂逅”了当代公众生活的文化实践，而它也作为一种植入日常世界的文化装置成为教育活动的组成部分。对于博物馆教育工作者而言，他们要做的是在坚守独立的文化思考的前提下，将博物馆资源融入社会文化实践中。这对他们自我身份的认知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放弃过去对“机械教学身份”的传统认知，转而寻求一种新的“文化实践身份”。他们既要转变传统的教育价值观念，也要更新知识系统和职业认同。

因此，博物馆教育工作者需要的是一种“反思性文化实践”，即在文化实践中认识、在教育行动中反思、在反思中创造意义。这样才能赋予他们建立新身份的符号力量，在保持文化视角与态度的同时也必将更好地参与到博物馆教育的文化体系当中。